精神分析中有关无助感的战争

Axel Hoffer博士是波士顿的一名精神分析培训师和督导师,在哈佛医学院担任精神病学副教授。

Dan.H.Buie博士是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的一名精神病学家,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

原文Helplessness and the Analyst’s War against Feeling it 发表于(2016).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6(1):1-17


无助感,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感觉。它会成为其他负性感觉的基础,并且增强它们。分析师和来访者都需要面临无助感,并且常常采用一些激烈的防御机制来避免这种感受。这种激烈的抗争,值得被称为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分析师通常使用疏远、愤怒、指责、贬低、指责和理智化来抵抗来自来访者的苦痛。然后来访者就会发现自己被无助而孤独的抛弃了。

当然,分析师们并不想陷入这个战争陷阱中,我们会试图避免发动这场战争。我们主要通过不断工作,借助分析和自我分析,来提高面对这些高强度感受时的情绪稳定能力。同时学会寻找超越语言和思想的,新的意识形态。

这需要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威胁因素,以此达到对来访者的更深层共情。这也有助于我们发掘自己内在的心理、身体和情感空间,从而容纳我们对无助感和其他深刻情感的体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为自己和来访者提供稳定的心理资源。

无助感是生命中的共性之一。它起源于生命的早期场景-婴儿开始哭泣和尖叫,直到他们的需求被满足(或者没有得到满足,直到精疲力竭的安静下来)。后来我们意识到了不可避免且无法预测的死亡,这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无助感。对死亡的认知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是无助感的根源。俗话说“没人能活着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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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治疗师和分析师都体会过,在治疗和理解来访者时的无助感。他们最深切的动力是帮助别人,但当他们无法做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到因为让来访者失望而带来的痛苦。感觉到(或者预期)无助,为其他负性情感打下了地基,如无能、羞愧、尴尬、屈辱、软弱、恐慌、孤独、愤怒和仇恨。这些感觉多么令人难以承受无需赘述。

我们认为,在人类所遭受的负面感觉中,无助感是最原始,最令人难以承受的。我们说无助感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实际情况。它无处不在,隐藏于人类奋斗的所有方面中,尤其是想要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生存下来的努力中。因此,我们强调无助感是一种要针对它进行防御的感觉体验。Freud(1926,P166)将“危机处境的本质“描述为:

 

显然,这包括主体对于自身力量与危险程度的对比评估,并且承认面对危险时的无助-如果是真实的危险,则是身体上的无助,如果危险来自生物本能,则是心理上的无助…以此来说,这样的无助感会被切实的体验为创伤性情境。

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为创伤的根源就来自于无助感。我同意这种看法。

我们的临床经验表明,无助感会加剧其他的痛苦,甚至恶化成为无法忍受的折磨。有些人可能会争辩道,“孤独感”是比无助感更加原始的感觉,但我们相信孤独也意味着无助,因为没有人能帮忙。每当我们不能控制紧张和痛苦的感觉状态时,我们就会经验无助感。

本文的目的是提高我们对这些感觉的认知,以及我们如何在工作中避免它们,然后就如何更加有效的处理它们提出建议。当分析师更加贴近的去观察来访者的防御机制和影响时,他们就能学会以更加平静的状态去忍受无助感。这些能力往往超出了语言或认知的范畴,是分析师“陪伴”来访者的体验影响时的关键能力。

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对无助感有什么新的发现么?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 回答是,虽然PEP(精神分析电子出版端)包含了6,427个“无助感”一词的引用,但大多数是关于无助的现象而不是分析师和来访者的无助感体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的临床项目都掩盖了无助感的体验,使用了这个词汇,但是思考上欠缺深度。尽管无助感在临床上是很显眼的,但却没能得到它应有的具体和详细的思考,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内心中都希望感受不到它。

关于无助感的文献综述

我们从Adler的(1972)的贡献开始,“助人者的无助感”,他在文章中描述了治疗师在试图帮助人格障碍的来访者时,经常体验到无助感。我们确实发现了许多包括了无助感为主题的论文。

有时无助感从理论角度被考虑,例如自恋损伤(Abend,1984)和自恋脆弱性(Smaller,2013),但也有许多作者试图将来访者的经验和其他概念联系起来以此更加全面的感受他们的经历,如死寂和麻痹(Arizmenti,2008),无力感(Schlesinger,2014),被动和软弱(Lansky,2005),无能和绝望(Alvarez,1999),以及不知所措(Auerhahn and Peskin,2003)。

一些分析师提供了他们自己关于无助感的经历。例如Austin(2013)写下了她对她来访者的无助感的反移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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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看到一个小小的,烟雾笼罩的荒岛,没有能够判断距离的景观,因为笼罩着迷雾,也看不到外面是否有参照点。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场景的情调,试图去思考这座岛或者做想些什么来体验在这个岛上,或者试图离开,都是没有意义的。没什么会使一切产生任何变化。

当Jane Tillman(1999)的精神病来访者发现她的无助后,表达了他的蔑视,认为分析师的无助体验就是他的胜利。Tillman认为自己的反移情就如同Winnicott的名言”分析师的任务就是从来访者的仇恨中存活下来“,她为自己从来访者的指责中存活了下来感到高兴。这个无助感的泥沼中浮现出对外界咨询师帮助的需求。

Kilborn(19909)描述了自己的愤怒和不知所措的无助感,这一系列饱受创伤的女性对自己的无助,愤怒和被抛弃的恐惧,以及自杀的威胁都感到惧怕与羞愧。谈到Ferennczi(1932)和这些来访者的工作时,Kilborne总结道“如果分析师发现自己很难忍受体验无助感并且试图以权威的立场进行防御时,这种防御行为可能会激起来访者被强大和有施虐倾向的人物/父母带来的创伤,导致来访者在这种情境中以认同施虐者作为绝望的防御机制,分析师便无意识中认同了施虐者的角色。”

Grabel(2008)在与躁狂来访者的工作中提到,她对来访者“在分析中被激起的绝望和无助感“感觉到”困惑和无助“因而,”分析师也不得不进入不适的无助感中“。

Kantrowitz(1992)写道:

我理解我的无助感是我的来访者试图让我体验到他自己的无助感,并且我认为我的自我理解能够支持我忍受这种感觉。我为他的失望感到难过。同样的我也知道,我的来访者在我尝试共情时将我推开,并不断地攻击我,使我感到被拒绝和生气,但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来访者,我所感受到的挫折已经被中和到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水平。

Kantrowitz(1992)同样写道“我知道这样无助的体验再现了我最痛苦的育儿时刻,就像我不知道如何安抚孩子时的困境“。

关于寄养儿童及其家庭,Altmann(2008)写道“容纳和处理这些儿童引起的痛苦和焦虑可并不容易。作为他们的治疗师,我们也容易体验到无助感,绝望感,和不知所措的感觉。可能我们的感觉还是不够充分…“。

Kantrowitz(1992)进一步描述了分析师如何难以忍受来访者的无助感“我也意识到,这不是我唯一一次试图超越自己的极限去感受他人的极端痛苦,部分无意识的避免我感受到自己的无助和挫折。我有些不明白如何帮助我的来访者忍受挫折,并克服它们“。

同样的,Anderson(1997)在描述一个对30岁男士的分析中写道”接受我自己的无助感后,我开始与他希望超越自己的麻痹并建立真实的自我意识的失败挫折链接起来。不再需要他的肯定,我能够接受他的极端痛苦“。

Sands(2010)写道“来访者的’哭闹  ’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达到并激活了分析师自己脆弱的解离状态和无助感,唤起了深层共同无意识中的游离体验”。

Gerard(2015)撰写的名为“分析中的绝望”的论文中,有不同的描述,她写道“当我们感到我们无法帮助我们的来访者或者找不到自救的方法时,这确实是会导致绝望感的局面”Gerard认为,也正如我们所做的,分析师应该立即与来访者直接分享我们的这种无法承受的感觉。

我们认为,这些文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无助感,但是,正是这些稀少的描写,使我们希望能够为其他人更理解无助感提供一些未有的研究与思考。

我们对抗无助感的战争

避免体验自己和来访者无助感的防御机制

从普通门诊到临床急诊,无助感能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被发现。

比如当你快要到达一个任务的截止日期,但你的电脑却死机了,这时你就会体验到比较温和的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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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没有进展。我们开始愤怒,并且诅咒这该死的电脑,电脑的生产商以及整个电脑产业。为什么?因为愤怒覆盖了隐藏在下面的无助感。这会使我们当下感受好一些,因为愤怒让我们有一种力量感,即使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比生气之前多一丁点力量。甚至于,我们的力量还被削弱了,因为在愤怒中,我们清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减弱了。

此外,因为愤怒和攻击性带来的力量感会威胁到他人,这成为了隐藏我们潜在的无助感的有效手段。这种抵御无助感的防御机制拉开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往往阻止了他们做出富有同情心的回应。一个分析师挣扎与忍受来访者的无助愤怒就会使他陷入这种疏远之中。

当分析师无法理解来访者的无助感并且帮助他们处理这种情绪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调动自己的防御机制,例如疏远来访者,向他生气或者贬低他。这些防御机制限制了分析师帮助来访者的能力,使这些来访者独自处在绝望的境地中。

无助感难以忍受的程度会有所差异。因为无助感强度的不同,我们对抗它的激烈程度也会有所变化。分析师体验到的无助感越强烈,防御的力度也会越大。因为我们对抗它的背后动力,我倾向于使用“战争”来形容。我们或许会用从小规模冲突到战争不等的形容,以说明分析师克服自身面对无助时所遇到的不同程度的阻力。

讲一个来自临床情境的例子,一个分析师报告了关于一位病态肥胖女士的分析:

我的无助感在每周两次见到来访者的治疗过程中最为明显。几年前,来访者减轻了将近200磅(但是仍然超重100磅),最近她因为失去了父亲和祖母而倍感痛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看着她的体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近80磅,每一次都肉眼可见的变得越来越胖。

分析师继续写道:

我意识到了我的反移情:担忧,惊恐甚至恼怒。现在我也能看到我以“理解”作为防御来管理我的反应。今天,我又对她膨胀的身体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在我认为是一个恰当的时间点上,我说“听起来你好像在对抗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就像是潮水涌来,而你无能为力”。她安静了一会,这对她来说可不寻常。最后她说道“是死亡 ,我阻止不了它,每个人都不在了”。

接下来是我们之间分享过最宝贵的沉默。我们曾经多次谈论过死亡对她家庭的影响,但这一段分享的沉默中,有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一种变革(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共同体验了它,这就是差异所在。

这种沉默是分析师在能够共情到无助感时,以非语言的形式进行高强度情感链接的一个例子。来访者会在感受痛苦时不那么孤单。

更加焦灼的无助战役是,分析师要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杀倾向的来访者。

Malteberger和Buie(1974)指出,当分析师因为面对来访者真实的,经常发生的对抗性愤怒和自杀威胁时而感到无助时,他们有发展出仇恨反移情的危险,甚至有意无意的希望来访者真的自杀。

仇恨主要以怨恨和厌恶的形式出现,通常会混在一起,以其中的一种为主导。虽然怨恨和愤怒已经在分析师心中滋生,但他们还是与来访者保持着互相虐待的关系。来访者也还活着,因为他没有被抛弃。然而,如果主导分析师愤怒的情绪是厌恶(即想要摆脱来访者)时,来访者会感知到自己被抛弃了。在无助的绝望之中,来访者会自杀。

一旦分析师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怨恨或者厌恶的反移情仇恨,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意识到在面对有生命危险的来访者时,他们的防御机制是怎样对抗自己的无助感的。因此,分析师能够转向自我分析,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的没有包容,到底是什么因素威胁了分析,而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希望分析师们能够更加安全的处理这临床环境中不可避免的无助感。换句话说,他们因为不再需要去仇恨来访者而得到了解放。再强调一次,对于分析师来说,面对有自杀想法的,自杀行为的,自杀感受的和接近死亡的来访者时,忍受自己的无助感是必要的能力。

在分析培训中,我们学习过防御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来控制和抵御痛苦的影响的。众所周知,我们都使用着无数种防御机制。那些能够威胁到自我完整性的感觉,可能过于强大以至于我们必须要逃避,即使这会导致精神疾病或者自杀。通常来访者和帮助者都会无法承受这些感觉,因为他们都发现自己“对帮助感到无助”。(Adler,1972)

为了从这种无助感中保护自己而发动战争来抵抗它,我们和我们的来访者都会自发的诉诸于愤怒、自责、责怪和合理化等防御机制。无助感可以被身体感觉到,比如麻痹运动系统导致抑郁,比如行为狂乱进入躁狂,都有助于分散不可忍受的无助感。

此外,来访者可能会转向成瘾性行为来隐藏承受不住的感受,但这只会造成恶性循环,隐藏起来的脆弱的无助感只会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最开始只是醉宿,而最后会以酒精中毒告终。(Dode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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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候选人(以及分析师)往往将理论作为防御机制的一部分。举例来说,一个候选人对于理解来访者持续的被动的痛苦感受感到无助,来访者将他的痛苦归因于父母过去和现在对她 进行的虐待和贬低的治疗。候选人显然急于想要为来访者的痛苦做些什么,所以他给出了一个解释:来访者的痛苦并不只是像表面那样,而是她对的父母的以及对于候选人的虐待性惩罚。

督导师(DHB)认为,来访者已经清楚的确定了她痛苦的原因,而候选分析师似乎无法简单的去倾听,接纳和承受来访者的感受。当督导询问候选人,他观察到了什么从而给出了解释的时候,候选人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他的回应。

在一些帮助下,他意识到来访者的痛苦的确来源于她父母对待她的方式,而且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这里督导师没有选择给候选人揭示他可能通过解释来避免自己陷入无助感当中,而是帮助他去承受来访者的痛苦与无助的感觉,使他更好的和来访者在一起工作。

分析师常用的另一种避免无助感的方法就是试图通过追寻既定的知识来获得力量感。因此,我们过于频繁的退缩到逻辑层面,甚至完美的用动力学的方式来解释来访者的情感状态,当然,我们已经和来访者的情感拉开了距离。

我们开始思考来访者的不安感受,而不是向内发掘我们自己内心类似的感受。通过需要知道,来替代忍受不知道,我们用知识来为我们的无助感解毒,并避免我们真实的移情理解(Buie,1981)。在我们感到沮丧时,我们可能会给来访者贴上“一个坏的边界线”的标签。许多咨询中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相比之下,有时候选咨询师也会直接分享他的无助和困惑的体验,而不是使用防御机制。例如:

一位候选咨询师报告了一个案例,她发觉自己的感觉就像是“中风”了一样。她完全跟不上来访者在讲什么,词语在她的脑子里就像一团浆糊,使她一点都理解不了。这让她感觉无法继续听下去了。

带着一些恐惧,和我认为的胆大妄为,她决定冒险,并告诉她的来访者‘我必须和你分享我现在的体验,因为我一点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继续向来访者阐述她是如何感觉到无法理解词语,她面对的词语如何在脑中搅成一团并且她不知道她的意识中发生了什么。

令她意外的是,来访者张嘴做了回应‘你刚刚丝毫不差地描述了我大部分时间的感受‘,来访者继续说到,从她能记事起她的体验就是这样的,即使她自己的体验是一团糟糕,表面上还要装作一切事情都运行良好,这使她备受折磨。(Ehrenberg,1996)

当一个来访者感到无助并想要和他的咨询师分享这种体验的时候,如果咨询师不可避免地被激活了防御并且没能给出回应的话,就会产生悲剧的场景。来访者会感到更加的无助并且绝望地试图向咨询师传达他的感受,但是咨询师仍然极力回避去体验到这些感觉。治疗就会陷入困境或者直接失败。

参考文献见原文
Helplessness and the Analyst’s War against Feeling it  (2016).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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